“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通用多篇】
以国家历史文化为背景分析 篇一
以国家历史文化为背景分析，客观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因素，最后关于讨论了关于家庭的教育扭曲因素
大学生道德信仰，就是大学生对道德理想及其价值依据的笃信与奉行，是 对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设定，同时，是对道德理想人格的设定。它表现为对高尚道 德及道德终极目标的认同、信服和崇尚，能内在的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2]
“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 篇二
“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
2008年的平安夜，“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驾鹤西归，一度引起全世界学者激烈争论的“新颖理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93年，在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冷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绝大多数政治、民族、文化、历史学家都不能接受亨廷顿的见解，因为文明的冲突实在太让人费解了。人们习惯地将文明、文化看成是利益的外在表现，很难承认文化自身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 1997年，亨廷顿将自己的主要观点进行扩展，写成了一本新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进一步地阐明自己的思想。今天我们如果在民族宗教学的视野中重新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在基于宗教文化背景的理解民族利益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的淡化，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由宗教问题引起的民族冲突经常超越国家的界限，在跨国家的范围内表现为泛化性民族冲突。细读亨廷顿的原著，可以体会其中的深刻意涵，也算作我们对这位颇受争议人物的纪念吧。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我们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定义为“泛化民族”，绝大多数的文明（泛化民族）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指什么呢？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世界中，人们之间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层面上认同文明。”世界各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传统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分辨自己的敌友，而传统又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不过在这所有的文明要素中，宗教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亨廷顿又说：“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世界上的民族构成形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根据宗教划分的，但是无疑，在各种划分民族的因素中，没有一种可能像宗教那样，最容易引起民族间的冲突。黎巴嫩的居民由于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所以导致冲突不断，把曾经的“中东小巴黎”变成了火药桶。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因为都说斯拉夫语而曾经联合到一起，但是由于信仰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而又分裂成6个国家。南亚的印度也是由于信仰的差异，分成了信奉伊斯兰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所以亨廷顿得出一个结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如果因宗教信仰造成的民族对立仅仅限制于一个国家内部或数个国家之间，那也仍然只是和工业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争端一样，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高度一体化，信息的充分流通，文化的深入交流，使得“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线。”亨廷顿这里所说的“文明”，我们称之为“泛化民族”。 所谓泛化民族也可称为超民族，指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扩展而形成的超越民族国家范
围的非实体性民族。例如按照地域划分的欧洲民族、亚洲民族、非洲民族、美洲民族等等；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工业民族等等；按照语言划分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民族、突厥民族、阿尔泰——通古斯民族等等；按照宗教信仰划分的基督教民族、穆斯林民族、儒教民族等等。亨廷顿以军队的建制比喻民族的这种层级关系，种族和部族就是排，民族就是团，而文明则是兵团。在西方民族学、政治学的范畴中，民族（nation）是与民族国家的范围基本对等的，超越民族国家层级之上，亨廷顿称之为“文明”，而我们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泛化民族”。亨廷顿把人类文明划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和佛教文明7大块，并认为前3种文明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冲突。他所谓的7大文明板块，除日本文明外，都是我们所说的泛化性民族，除了儒教文明的宗教性目前尚有争议外，其他文明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文明间对抗的实质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
亨廷顿虽然列举了7种文明，但是他也看出，所谓的文明冲突主要是两大一神教的冲突。他说：“造成这一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者，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当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又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从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开始，两大一神教的冲突逐渐从局部走向整体。
亨廷顿通过1979年至1989年前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1990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来说明何以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的冲突会上升为一种超越国家的文明冲突，或者说泛民族冲突。“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相比和抵消的3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这场战争遗留下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前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近代以来一直被失败主义情绪控制的伊斯兰世界，坚定了他们对抗西方世界的决心。同时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中，也找到了一条以非国家形式，支援穆斯林兄弟的抗击入侵的方法。到了1990年的海湾战争，事件的起因本来是由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无缘无故地占领了另一个伊斯兰国家科威特，目的是要把持巨额的石油资源。美国出于防止伊拉克独占海湾石油的目的而出兵，但却打出了替天行道，扶助弱小的旗号。海湾战争开始前，美国的行动得到了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害怕军事实力强大的伊拉克侵略本国。但是美国在伊拉克获得军事胜利后，“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缓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的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疏远西方。像以前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从此，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文明，就发生了整体的对抗，其实质也就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
如果说1997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尚属预言，那么几年以后发生在美国本土上的“9·11事件”，则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证明。“9·11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就具有跨越伊斯兰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性质，它的成员包括世界各国的宗教极端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美国、英国的信徒。他们组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不仅仅是美国，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在“文明冲突”的背后，明显地站着两个信仰一神教的泛化民族。“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民族冲突，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这种对抗也在不断升级。
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影响到人类的存亡。倡导、推动各文明体系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唯一出路
这种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超越了现行的国家关系准则，将导致国际秩序的紊乱。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尽管世界各地人民对民族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承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会使不同的民族之间获得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冲击这些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国际关系准则，将会使国际社会失去行为准则。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一直在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发展，但是民族的本质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利益的争夺是可以谈判、协商和妥协，最终可能依靠人类的理性找到一条解决的道路。可是一旦利益的冲突加上的宗教信仰的因素，特别是把排他性的信仰引向极端，那就堵死了谈判、协商的大门。亨廷顿指出了这种民族、宗教冲突的严峻性。他说：“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立一个自己的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情感的意义。”阿约迪亚清真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认为那里原来是一座印度教的罗摩神庙，后来被穆斯林占领变成了清真寺。所以，印度教极端分子在1992年12月6日发动10万印度教徒捣毁了阿约迪亚清真寺，引起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民族冲突，在冲突中几千人伤亡，造成了全国性的震荡。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90%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是这里却是塞族的发源地和圣地，所以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科索沃独立。1994年，由美国主导的挪威奥斯陆巴以和平会谈，两大民族的争端几乎就要和平解决了，但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划分却使这次和平谈判功败垂成。关键问题还在于宗教信仰。在阿克萨清真寺之上，建有犹太教的圣殿和哭墙，同一块地皮无法再分隔了，也不能将某一宗教的圣地搬迁重建，于是巴以战端重开，至今仍没有停息的征兆。因为宗教问题是难以用利益妥协的方法解决的，宗教的信仰是神圣的，没有妥协的余地。
21世纪是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越演越烈，丝毫看不到停息的迹象。特别是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反复几十遍杀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细菌武器、生态武器的今天，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经发展到影响人类存亡的程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冲突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的办法求得解决，“文明冲突论”的首倡者亨廷顿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对话‟。”毫无疑问，倡导、促进、推动各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式。而在文明对话中，首当其冲就是构成各文明体系核心要素的宗教之间的对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当代民族冲突中的宗教问题 篇三
当代民族冲突中的宗教问题
—读《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有感
翻译学院 09级 英语（商务英语） 谭佩玲 09323285
杨灏城和朱克柔先生主编的《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一书中，从多个角度和案例里深入剖析了世界不同民族问题与宗教争端的关系。
根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有2000多个族群，在60亿人口中，大约有48亿人信仰宗教。从民族的宗教性来看，民族以宗教为载体，宗教成为民族精神的支柱；从宗教的民族性来看，宗教促进了民族的形成，例如中国回族与伊斯兰教，美利坚民族与基督教等。
宗教与民族不一定会有冲突。宗教与民族冲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就是追求民族自觉，民族自主管理国家事务。宗教与民族冲突发生的机制，一是国内各族群资源与权力分配不平衡，令少数族群产生被压迫感以及被剥削感；主体民族在政治主导，少数族群在经济上主导，产生贫富不均。例如，东南亚的华裔人群，华人在政治上没有权，主要从事现代行业领域，比当地人更能积累财富，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并且印尼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华人很难融入当地人中。此后，苏哈托倒台的时候便爆发了1998排华事件。二是政府的同化政策或歧视政策引起少数族群的抗拒。例如，有的少数族群有自己的历史，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与主族群有很大的不同，很难同化，引起冲突。三是跨境民族，一国内部的族群冲突引起他国同一族群的关注，进而干预，引起国家冲突。例如，阿以冲突，以巴冲突。四是领土冲突。例如，耶路撒冷。在冲突中，宗教和民族主义都是宣传和动员的旗号，进一步激化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冲突，而宗教所特有的神圣性，狂热性，决定冲突的持久性，激烈性以及不易妥协性。
书中关于苏丹内战的内容我的印象最深。根据搜索的资料，苏丹北方（以穆斯林为主）同苏丹南方（以基督教徒和原始宗教信徒为主）之间的内战始于1955年，时断时续，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给苏丹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导致苏丹内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宗教是最关键的。在苏丹，占领土和人口2/3的北方是穆斯林和阿拉伯语区，北方居民的认同是他们属于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操阿拉伯语；南方则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更具非洲本土属性，南方居民的认同是他们属于非洲本土，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倾向。独立后，南方受到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的威胁。但是，非穆斯林所受的宗教迫害反而导致了基督教影响的抬头。苏丹南方人现把基督教当作对抗伊斯兰压迫的最有效手段，尤其在传统宗教无法抵挡精神和宗教全球化的冲击时更是如此。南方人的宗教认同主要是在长期抵制北方人强迫他们接受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影响了作为非洲黑人的苏丹南方人同其他苏丹人的统一，也把苏丹南方人同基督教和英语连接了起来，而这二者是他们抗击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工具。
尽管如此，苏丹南方人还是倾向于乐意接受基督教，因为他们把基督教同和平及从现代教育和医疗服务中受益联系在一起。基督教还从苏丹南方人的这一意识--欧洲人把他们最终从阿拉伯人的奴役中拯救了出来--中获益。当然，这种理解有点天真，因为事实上19世纪的一些欧洲人也在从事 本站 奴隶贸易，只是他们的参与被他们借助于埃及人或苏丹北方中间人进行奴隶贸易的手段所掩盖而已，而苏丹南方人仅把后者当成了惟一的罪犯。（参见第323～325页。）
虽然这本书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并参透其中的一些结论，但是根据在课堂上做的一些笔记结合书中的一些宗教与民族冲突的案例，这本书能让我对这一方面有更深的了解，是一本很好的读物。
“泛清真化”的实质就是宗教极端思想 篇四
“泛清真化”的实质就是宗教极端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
宗教极端活动在某些地区、在食药领域还常常表现为泛化“清真”。
我们认为“泛清真化”的实质就是宗教极端思想。去“泛清真化”与“去极端化”工作一样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国家的安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的生活始终离不开食物，享受安全可口的美食是每个人的追求和权利。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上总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企图干涉群众饮食习惯，利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渗透和破坏。 由于所处环境、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不同，各族群众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饮食习惯。
比如，有的少数民族喜欢吃马肉，而有的少数民族不吃马肉，有的少数民族食用清真食品，而有的少数民族没有这样的讲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各族群众尤其是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民族群众，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管理部门对“清真”概念和“清真”标识的使用早已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规定。“清真”是符合群众饮食习惯的意思，并只限于食品行业，不含肉类、乳类及动物油脂成分的食品，不得冠以“清真”字样，非食品类的商品更不能印有“清真”标识。
但是，近年来在社会上出现了“泛清真化”现象，“清真”概念和“清真”标识的使用范围蔓延到非食品领域、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清真牙膏”“清真肥皂”“清真盐”“清真纸”“清真化妆品”“清真马路”“清真专用收银台”等等。调查发现，“泛清真化”现象在一些地区餐饮服务行业也比较突出，从经营场所的布局到服务人员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存在或明或暗的渲染宗教氛围和提倡“泛清真化”的现象。 例如，有的清真餐饮经营场所的布局设计和装修装饰采用阿拉伯清真寺的风格，店内张贴阿拉伯经文、麦加祷告图案或悬挂有宗教内容的标语，店内禁止烟酒和播放宗教朝拜的影像视频，在餐厅清真标识和食品图案中植入星月图案和其他宗教标志，餐具上标示清真字样和图案，使用不正确、不规范的清真标识。服务人员穿戴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服饰和头饰，不雇佣汉族厨师和服务员。店内允许穿戴宗教极端服饰和留大胡须人员就餐。经营场所存在做“乃玛子”的氛围和条件，对在餐厅内进行“乃玛子”等宗教活动不干预、不制止，甚至诱导群众在就餐过程中进行宗教活动。提示和暗示别人不使用非穆斯林群众接触过的餐具或制作的食品，拒绝从汉族群众经营的商店购买餐具、蔬菜等，并通过这种方式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对群众进行心里暗示，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激发群众的宗教情绪。
“泛清真化”现象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它背后有着深刻而错综复杂的原因，既有一些不良企业、商家在利益驱动下的恶意炒作，境外的误导和社会上存在的错误认识，更有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阴谋。
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有使用清真食品的需求，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对清真商品持有较高的认可度。一些企业为了谋一己之私，提高产品销量，获取更多经济效益，利用群众朴素的感情，对自己产品进行肆意炒作，恶意扩大“清真”概念，他们未经许可滥用清真标识，误导消费者，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国内一些企业盲目采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清真认证体系。但是，这些认定标准与我国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饮食习惯并不一致，甚至与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大趋势背道而驰。
这导致清真标识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国内出现清真食品监制认证体系的乱象，为“泛清真化”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机会。同时，有一些企业想方设法钻空子，为了获取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清真标识，助长清真标识的过度使用。
但更重要的是，“泛清真化”是“三股势力”发起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无硝烟的战争，目的是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推动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割裂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制造暴力恐怖分裂祖国。“三股势力”是“泛清真化”的幕后推手。在全国不少地区，“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过，为了实现他们的阴谋，不停地变换惯用方式和采取各种伎俩。在严打态势下，“三股势力”已成为过街老鼠，不能也不敢公然挑战和扰乱社会秩序。
目前，新疆的稳定形势有向好态势，暴恐案件大幅下降，“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但是，“三股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将分裂破坏活动从社会领域延伸到思想领域，将“泛清真化”作为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新方式，与我们争夺群众的新途径，进行对抗的新手段。他们混淆是非，恶意扩大“清真”概念，向群众宣传极端思想，通过“泛清真化”蒙骗和裹挟群众，进行软对抗，从事分裂破坏活动。他们声称“只有宗教人士按照宗教程序处理的食品才是清真的”，将宗教的教法延伸到食品领域，抵制我国清真食品认证体系，否定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说什么“清真就是健康干净的，非清真就是肮脏的”等赤裸裸的民族歧视的言论，企图制造民族矛盾和隔阂。凡不符合教义的都视为“不清真”“不合法”，进而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宗教极端思想是“泛清真化”的源头。“三股势力”伪装成虔诚信教者，故意曲解“清真”概念，对其作出极端化、欺骗性的解读，不断扩大“清真”的范围，试图通过“泛清真化”控制信教群众，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破坏正常社会秩序，也导致部分群众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他们宣称“到非清真餐厅或非穆斯林家吃饭就是叛族叛教”“清真餐厅不能让非穆斯林就餐”“有清真没有酒，有酒就没有清真”，公然散布极端思想，诅咒卖酒的清真餐馆，排斥喝酒的人，甚至借清真食品问题制造事端，干预正常市场秩序。
在“三股势力”的蒙蔽下，一些商家不敢或不愿意顾客在餐厅喝酒，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泛清真化”的实质是打着宗教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活动为借口的极端主义，背后是煽动宗教狂热和“泛伊斯兰主义”，源头是宗教极端思想。放任“泛清真化”就是为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渗透开路。制造民族隔阂和分裂祖国统一是“泛清真化”的险恶目的。近几年，在新疆发生的暴恐案件背后都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三股势力”借助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招兵买马，大肆鼓吹和宣扬所谓“圣战殉葬进天堂”的谬论，让受到蒙骗的群众成为他们的低级“炮灰”。他们通过“泛清真化”企图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以此推动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为实施暴力恐怖提供滋生蔓延的土壤。 “三股势力”以“泛清真化”、散布宗教极端思想和“圣战殉葬进天堂”等种种谬论，企图放大不同民族之间的习俗差异，进一步固化民族边际，强化狭隘民族意识，营造无形的隔离墙，在各族群众之间引起猜忌和矛盾，破坏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局面。他们把群众简单的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真穆斯林”和“假穆斯林”，排斥爱国宗教人士和部分信教群众，在不同民族、信教群众内部、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制造隔阂，把信教群众当作他们实现分裂国家罪恶目的的工具。 因此，“泛清真化”绝不是一种商业活动，也不是对群众饮食习惯的尊重，更不是宗教教义的遵守，而是彻头彻尾的歧视其他民族和不信教群众，制造矛盾分裂国家的罪恶行径。他们的用心，就是以“清真”“不清真”为名，行推销极端化之实。通过“泛化清真概念”，不断强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差异，干涉世俗生活，在潜移默化中传播灌输极端宗教思想，强化民族分裂意识，离间民族团结。从而，达到危害新疆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
“泛清真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从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泛清真化”问题的现实危害和潜在风险，对其进行分析和治理，多措并举，有效遏制“泛清真化”的蔓延趋势，去除饮食上的“极端化”，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遵纪守法，禁止滥用“清真”标识。
加强清真食品监管和执法力度。我国很多地方对清真食品生产企业和个人的资质，清真标识的申领程序和使用范围，产品生产过程和法律责任都作出了详细规定。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执法不严，监管不到位，不具备核发清真标志牌资格的单位和团体越权进行认证，不符合清真食品生产条件或没有清真食品生产资格的企业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清真标志的现象。各地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清真食品生产企业和产品的监管力度，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整顿和取缔，严格按照清真就是符合少数民族群众饮食习惯的标准，对市场上存在的清真标识乱用现象进行清查，不该贴注清真标识的产品一律不贴清真标识，清真标识不规范、不正确的产品一律改用标准的清真标识。
因商品出口确有需要进行“清真”认证监制的要严格把关。同时，引导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严禁以牟利为目的滥用、乱用清真标识，炒作“清真”概念，助长“泛清真化”现象，把企业牟利导致的恶果转嫁给群众。
引导少数民族群众正确认识“泛清真化”的现实危害。我国是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是我国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确保各种宗教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序开展，保持和谐的宗教关系。 同时，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不得利用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更不得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宣扬极端主义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民族团结等行为。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讲清“泛清真化”的实质就是“泛伊斯兰化”，扩大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必须坚决制止和纠正。引导他们认清“三股势力”是“泛清真化”幕后的推手，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是他们的罪恶目的，受害的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要帮助群众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携手共同抵制“泛清真化”的蔓延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进一步加强研究，占据舆论高地。对少数民族群众来说，食用清真食品并不意味着一种宗教信仰，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和饮食传统，与国外对清真的理解有本质不同。因此，对清真食品的管理和制度规范必须坚持这个客观事实，不能过度解释清真食品的宗教含义。
坚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正确解读国外的清真食品认证管理制度，对不符合我国历史传统和实际，不符合中道精神的解释要稳妥应对，讲明立场。引导相关人民团体合理解读伊斯兰教关于清真食品的含义和范围，教育引导信教群众尊重传统，理性看待清真食品，不盲目迷信人为炒作的“清真”概念，养成正确的清真食品消费观。 “去极端化”要从吃开始。我们应当准确把握民族习俗与极端化行为的界限，对“舌尖上的极端化”保持高度警惕，对其带来的潜在危害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对于有意泛化“清真”概念，干预他人世俗生活的行为，一定要坚决反对和打击。“泛清真化”是“三股势力”与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第一道阵地，是我们抵御“三股势力”渗透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场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毫无妥协的战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坚决打击“泛清真化”。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 新时代要提高新站位，新时代要贯彻新思想，新时代要牢记新使命，新时代要呈现新气象，新时代要展示新作为，新时代要书写新篇章。在这个让人振奋的新时代，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打好这场“舌尖上的反分裂、舌尖上的反极端、舌尖上的反渗透”斗争，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增添力量。
当代民族冲突中的宗教问题 篇五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所 以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必要时可以拿生命来保卫它。
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 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 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 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 族矛盾和冲突，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波黑地区的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伊拉 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 塞 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 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 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 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本文来源于文秘知音网站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 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 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
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
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
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
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
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 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 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再举例说明， 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 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 接的本文来源于文秘知音网站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正如中国 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 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 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 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 ，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世界应该既是多元的又是和谐的，在民族 关系上和宗教关系上都应如此，通过对话进行沟通是达到多元和谐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