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抗日故事（多篇）
感动中国的抗日战争故事5：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篇一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红军抗日故事 篇二
80年前的那个金秋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胜利，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80年过去，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那么，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10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的开始，“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红军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线。在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即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
抗日救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红军长征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感动中国的抗日战争故事4：活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 篇三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打动，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的歌曲。
红军抗日故事 篇四
25000里长征，是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为中华民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安徽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诞生地，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斗过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有大约3万名优秀的安徽儿女参加了长征，有100多人后来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长征与安徽的故事》，带您一起重访历史故地，讲述长征与安徽的故事，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80年前，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将士，在万里长征路上，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英雄史诗。作为这首史诗的序曲，1934年7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的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像一把尖刀插向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
(声效+惊涛拍岸。)
：时间回到80多年前的1934年，国民党政府再次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展开铁桶合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惨重，战略转移迫在眉睫。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 施昌旺 ：
在这个转移之前，中央决定由红军的第七师(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探路这样的一个任务，对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也是个重要的策应。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接见了军团领导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粟裕”
粟裕，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34年10月，粟裕所在的红七军团转战来到了赣东北苏区，11月4号，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__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红二十师师长，寻淮洲任红十九师师长，粟裕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黄山市黄山区委党史办 原主任 陈志远：
红十九师经过浙江就进入到我们皖南，12月6号就攻占了旌德县城，再经过休宁到了我们汤口地区，1934年12月10号，__、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团团部和红二十师，和寻淮洲带领的红十九师就在汤口地区会师了。
对粟裕将军而言，随后发生的谭家桥战斗，是他一生沉痛的记忆。1934年12月14号，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了摆脱国民党蜂拥而至的追兵，决定利用黄山乌泥关至谭家桥两边的高山打一场伏击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馆长 罗文田：
当敌人的主力部队还在包围圈以外的时候，有个新战士走火了，国民党开始组织反击，由于敌人的人数比较多，武器装备比较先进，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主阵地就让敌人占领。
眼看着战局由主动变被动，年轻骁勇的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锋。乌泥关阵地夺回来了，但寻淮洲却不幸被一个弹片击中，瞬间肠子流了一地，卫生员急忙把他的肠子塞回肚子，匆匆包扎了一下就赶紧抬着转移，但是终因伤势过重，在泾县茂林地区不幸牺牲，年仅22岁。
红军抗日故事 篇五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就这样，海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感动中国的抗日战争故事3：刘胡兰的故事 篇六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
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
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