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社会的论文（精品多篇）

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篇一

论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摘要]高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紧密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目标，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目前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任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教师队伍的示范引领作用、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以及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是增强大学生思想信仰、激发青年学子报国热情、凝聚国家建设后备力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 思想政治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校作为教育和培养广大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思想阵地，以其文化的倡导和教育的指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对广大青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亿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动的先导、力量的源泉，对于把高校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作用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凝练。在国家价值目标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价值取向层面则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价值实现上则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思想信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准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助力器。新时期，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进一步改革发展，蓄力复兴，提出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于整合当今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意识，凝聚人心，激励人们积极投身改革实践，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作用。

“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鲜明的价值指引，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共性，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个性；既充分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广泛吸纳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党的将这一理论从价值理念的视角进行了凝练和升华，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基础，使这一理论体系更具理论逻辑魅力，一经提出就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价值和道德的理论，同时也开拓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认识上的新境界，通过进一步的整合、凝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更加简洁明白、通俗易懂，更易于被广大民众所了解和掌握，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坚定信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更好地实现民族复兴具有方向性的实践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社会现实，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面对的社会思潮复杂多样，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这些都迫使我们必须积极培育一种能够指导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凝聚国人共识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价值的本质和特性，它所涵盖的价值观念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诉求和美好愿望，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与增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及爱国热情，形成价值认同和共识，从而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高校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融、交流，多元价值观念交互碰撞，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时期，青年一代在价值观念、理想信仰等方面也经受着严峻的冲击与考验。能否使广大青年学生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清社会发展的必定趋势，能否使他们在多种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坚定理想信念，对于我国未来能否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中国梦”，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内核。在高校大学生中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非常必要。目前，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他们政治立场坚定，主流价值观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但在理想的定位上趋于感性，存在理想信念淡化的理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素养不高，理想信念淡薄。一些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不能正确处理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关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二是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功利化和实用化。

一些大学生只讲眼前实惠，不讲共产主义理想，只讲有价索取，不讲无私奉献，过多地深思个人的利益理由，不利于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三是党性修养不足。有的大学生对工作和生活中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从不主动关注；有的大学生对同学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及理由熟视无睹，是非不分，没有组织原则；还有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持赞同态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将其付诸行动，知行相背离的情况较为普遍。

三、总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成长的社会环境不同，当代大学生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大学生很容易迷失方向。为了在思想上给大学生的成长以正确的引导，为了凝聚最优秀、最有战斗力的建设力量，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鼓励大学生坚定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在民族复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正能量，就需要用体现社会及个人发展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给大学生以更多的指导，使其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理由的认识上进一步增强理论和制度自信，自觉追求和实践“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理想，激发其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精神。

代表发言请示请柬新闻报道 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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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篇三

浅析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迪

【摘 要】自1950年开始，以铁托为核心的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改革，使得前南斯拉夫国家经济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虽然最终以前南斯拉夫解体而宣告失败，但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和前南斯拉夫有着许多的相似性。在继续推进深化我国各项改革的今天，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对我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及其主要改革过程和成果简介

1947年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南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撕毁合同，同时撤走驻南专家，并在1948年操纵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共开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由以铁托为首的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改革。自1950年开始的，结合本国实际而形成的以工人自治为基础逐步向其他方面扩散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制度。

（一）经济成果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1950年《工人自治法》的颁布，变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国有企业由工人委员会及其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之后，又将工人自治逐步扩大到其它领域。1953年颁布其它法令，允许农民自由退出生产合作社，强调集体化自愿原则。同年年底，大多数生产合作社解体，粮食产量提高，食品供应得到改善。农村基本实现个体农民为主的私有经济，后又在农村发展农民个体自治联合组织。1956年开始，南斯拉夫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扩大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逐步实现南斯拉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1979年时，前南斯拉夫人均GDP已经达到2635美元。

（二）政治成果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政治上，实行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1963年，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第三部宪法，规定除党和军队外，所有国家机构和社会事业单位均应实行自治原则，”同时将国名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又进行了多次修宪，扩大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限。1971年再次修改宪法，设立联邦主席团，并在1974年起实行代表团制的议会体制，由基层自治单位公民选举代表团，再在代表团中选举各机构管理代表，同时要求代表团成员不脱产。除此前南斯拉夫又实行“协商一致”原则。代表团制的创立，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组织形式的丰富，也密切了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失败理由分析

虽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有了一定发展，最终却以前南斯拉夫解体宣告失败。这其中包含着多种复杂的理由。本文仅从其改革过程中的自身理由，即指导理论、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其分析探究。

（一）缺少科学的理论指导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的。无论是革命还是国家建设都需要理论的指导。虽然南共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在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直接以建设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为目的的科学理论体系，导致其在改革后期国内出现了各种混乱的思想。这是前南斯拉夫解体以及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改革失败的根本理由。

（二）改革过程中权利过于分散导致政治体制运转不灵

社会自治是前南斯拉夫为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而推行的政治制度，通过削弱联邦权利来加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利，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然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过分的加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利，导致严重的权利分散。因此联邦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大为削弱，导致严重的地方集权主义。“协商一致”原则被地方或基层所滥用，导致国内重大理由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因而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在立法上，联邦同共和国直接的立法有许多不同甚至冲突之处，导致很多理由不能得到一致性的解释。因而导致其政治体制运转不灵。这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理由之一。

（三）经济上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市场

前南斯拉夫为突破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通过社会所有制取代国家所有制。逐步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进行平等竞争以打破垄断。前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且自始至终的市场。前南斯拉夫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最早实行开放政策，却由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的影响，其在引进外资上并不成功。经济上的理由，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失败的又一重要理由。

三、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迪

（一）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以此进一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各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推动中国更好的发展。

（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我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有效地将群众所想所求反馈到中央政府，可以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防止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脱离。但是在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之时，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必须防止人大代表腐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保护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真正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确保我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资的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防止极端民族主义、独立主义、沙文主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防止地方集权。

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引导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宝贵的意见和倡议。同时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机关进行民主监督，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改革中，共产党必须引导各民主党派敢说话、说真话，真正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上，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使理由快速集中解决。

（三）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人民收入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理由，如住房理由、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理由、贫富差距拉大理由等。但是不能因为理由的产生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解决这些理由的关键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调节这个“无形的手”的同时，必须坚持国家宏观调控这个“有形的手”。党和政府必须始终坚持把人民是否幸福放在经济发展方向规划的首位，不仅仅以经济数字的增长作为其制定规划的参考标准。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地方主义”，杜绝地方性垄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理由。特别是要鼓励国内企业的科技创新，使我国对外贸易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从而真正地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四、结语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改革与探索虽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然而却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充满了坎坷，但是近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处处都充满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并克服困难的经验财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只有在不断地吸收借鉴这些经验的同时做到理论创新，才能带领我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 乔志忠。铁托的建国之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得失谈[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34)：66.

[2] 列宁。怎么办？[A]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0)。

和谐社会的论文 篇四

试论和谐社会建构视阈中的社会风险治理

摘要：社会风险成为现时代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整个生态圈命运的担忧与关怀，是人类自觉意识与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结果，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维度需要重新审查与批判，需要对人类实践行为的社会效应与价值取向等进行深层反思与重构。我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的过程，这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会风险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逻辑发展与转变，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发展实况的准确把握和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社会风险，治理，和谐社会

社会风险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普遍性概念，人类只要进行实践活动就必定存在风险。现今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既非纯粹的传统社会，也非纯粹的现代社会，而是一个诸多形态并存的多元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风险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风险，又区别于人类科技负面性所导致的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风险，它是同时具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多时期特性的“共生风险”。这是当前我国社会风险的最突出特征。如何对其加以有效控制和治理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一、社会风险问题的缘起及意义

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社会风险是指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可能遇到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危害，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来自于社会的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社会风险是隐性的，表现为社会各要素的异常运动变化造成社会动荡、冲突和损失的可能性结果，当社会风险显性化时，就转化为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造成社会损失，威胁社会的秩序与进步。”[1]

社会风险凸显为时代问题，有其深刻的实践根源，与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结构的变革、生存样式的转换等密切相关。20世纪后半期，在对西方先发国家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后果深刻而睿智的反思中社会风险逐渐被学界所关注，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如贝克、吉登斯、卢曼、拉什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进而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用风险社会来描述当今人类社会的深刻特征，“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2]认为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不可规避的境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由农业向工业、由乡村向城市、由经济文化不发达向现代化过渡的急促而深刻的社会大转型和制度大变迁时期，这种社会转型具有高度的时空压缩性，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以及本土与全球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聚集，风险加大，造成风险类型的多样性、风险主体的多元性和风险关系的复杂性、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使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也导致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进入了风险的多发期。在此过程中，我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和风险蜂拥而出，甚至以一种激烈的、爆发式的形式表现出来。

治理社会风险就是要在发展中鉴别、减少、预防、化解、控制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社会风险，避免社会冲突，减少社会震荡，保证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风险的认识和应对水平，同样决定着发展的成效和人民的福祉。如果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就会忽视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是社会风险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上付出代价。

首先，善于治理社会风险，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风险治理不好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沉痛的经验教训表明，不能治理好社会风险，就无法维护社会的稳定，也难以发展。即使发展了人民群众也不会有幸福感。

其次，社会风险治理是对党的建设、国家行政制度建设提出的挑战。治理社会风险是考验我党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干部队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避免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党是否能在不同层级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政府行政是否能具有行政统合性的自觉，能否在既有的政治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和控制机制。

再者，社会风险治理是对党和国家利益整合能力提出的挑战。对社会风险的治理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我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趋势。但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别，相互之间难免会发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公平、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义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当前社会风险的表现与特点

社会风险成为时代问题与社会特征发生在从工业现代性向自反性现代性的转型时期。它开启了审视社会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风险生存不仅成为人类实践的内在逻辑，也对社会发展方式产生塑造作用。如今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转型、体制变革与社会心理变迁，各种风险现象也日益凸显。贝克曾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在泛城市化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3]

我们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状态，从现实发展来看，它依然会面临诸多风险的考验，在众多风险的冲击下，人们更能感受到和谐的难得与珍贵。“和谐社会是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即在一个横向纵向两个方向运行有序的社会。”[4]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及其复杂性和严峻性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清醒的分析。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会带来社会风险。

市场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不断泛化逐步压缩其它社会关系的生存空间。当事人往往以个人利益至上作为其行为逻辑，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维护其不受其他主体的侵犯，因此常常与其他利益主体发生冲突。当前这类利益冲突表现十分广泛，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纠纷以外，在动迁、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城市管理、医患纠纷以及劳动争议上引发了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也成为家庭矛盾、亲人反目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当前存在的人们过高的欲望和利益预期，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由小变大，变成冲突。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中蕴含的社会风险。

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人们的价值重塑与利益结构再造，势必引发社会风险与矛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引发的突出问题往往是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职工下岗、所有权改制、利益分配。过去我们习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较少地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思考问题，结果是用高昂的社会成本去换取经济效益，导致对下岗职工欠账很多，转制企业职工利益未被充分尊重，形成巨大的社会风险。经济波动很容易激化社会固有的矛盾，引起冲突。

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部分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但不按规定清偿职工的工资与支付补偿，引发群体性事件。股市和楼市的大幅波动所造成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也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利益当事人的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此外，以养老、医疗、工伤为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为了分担和分散个人因疾病、工伤和丧失劳动力而遇到的社会风险。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统筹程度低、保障方式的身份化、等级化，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

再次，社会分化所带来的风险。

改革造成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分化，形成贫富差距与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弱势的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体容易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带来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对立和冲突的风险。分配制度中群众与干部之间在分配上的差距成为突出的问题。征地与动迁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突出的方面。其中既有因对群众利益没有充分考虑与安排成为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当事者不顾大局，不讲道理，把动迁作为与政府部门进行利益博弈，试图投机获利的机会，致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突出问题。

第四，既得利益的形成导致社会风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对个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承认为起点的，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随着改革的演进，在发展中已经取得的利益逐步刚性，正在形成既得利益结构。除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容易冲突外，既得利益群体常常成为妨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重要阻力，成为带来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往往表现为：一是政府官员谋求私利，侵犯广大群众利益；二是政府官员背离科学发展观，片面追求政绩，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三是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不能为群众及时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当前，政府官员与群众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在发展中侵犯或忽视群众利益的现象，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漠视，甚至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目标也不善于用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话语表达，为人民谋利益的好事不能办好，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信任度，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成为引发集群性事件的心理基础。

第五，生态、环境与社会风险。

一是许多地方以牺牲环境和生态来换取发展，造成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损害。在发展中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容易导致群体之间的冲突，而且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经济发展所导致劳动力的集聚和城市化扩张，也带来社会风险。大量的人口流动与生活转型，使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期待、不同价值和信仰的人口高度集聚，脱离了中国文化中熟人社会的约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体系，提高了发生越轨、犯罪的社会风险，也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可能。

其三是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基于历史因素和地区差别所形成的企业军转干部、复退军人、支内支边上山下乡人员、以及艾滋病患者等这些特殊群体集体上访，由于不同时期的审判标准和政策标准，在过去受到处罚的群众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平反和赔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因素。

第六，自由化思潮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些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士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不满，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言论，对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方便快捷的网络媒体为这些言论的散布和意见沟通、宣传、力量的整合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某些社会事件的报道、解说、影响的扩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容易威胁社会的稳定。这种社会风险非常容易演变为政治风险。

第七，民族矛盾引发的社会风险。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自治和民族团结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各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差异，地区发展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民族地区的干群矛盾都非常容易导致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这类矛盾一旦处理不善，容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所利用，从而转化为社会冲突和。

第八，各种灾难事故频发的风险。

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灾害都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一旦发生，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如政府不能采取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会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动摇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

第九，社会风险处置不当有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当事者追求自己的具体利益，或因强烈的不满情绪而导致的非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行为，目的在于争取利益、发泄不满，但并不以挑战现有的政权和基本制度为目的。政治风险来自于有组织、有明确的政治话语和纲领的力量，其目标在于挑战现有政权和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如果处置得当，社会风险可以预防、化解和控制，一旦处置不当，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风险。

当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相比具有极大差异性。

一是风险的属人性，它是文明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更是与人的主观决断尤其是某些发展模式决策失误密切相关。

二是风险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引起的不确定性以及主体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即风险诊断上的不确定性。

三是风险的扩散性，全球化趋势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各种意外、偶然、危险以及灾难频频发生并迅速传播开来。风险造成的结果是破坏了现存制度与秩序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和难以把握，更加脆弱和动荡不安。

三、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推进和谐社会建构

任何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都将指向现实世界，对时代问题提出诊断方案，探寻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径。“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也显示了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既昭示了我们党的风险意识的增强，对风险问题的警醒，也表明了对风险出路的积极探寻。就此而言，社会和谐与风险治理具有同一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社会风险治理的过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5] 当前社会矛盾高发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社会中主导的核心价值趋于弱化，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不同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利益取向呈现多元化态势，既得利益结构正在形成；信息的容易取得和相互攀比导致人们的心理预期往往高于现实条件的许可。在此基础上，利益冲突的多样化、复杂化、尖锐化，导致调处、化解的难度越来越大，带来了非常高的社会风险。

面对风险的考验，化解和治理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如果说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保证的话，那么，预防和治理好社会风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来看，治理社会风险在当前：

第一，深化对社会风险的认识与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风险的科学认识比社会风险本身更加重要。对社会风险的科学认识与研究是正确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的前提，没有科学的认识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

第二，加大资源的投入与整合。

从总体上看当前对治理社会风险的资源投入仍然不足，需要加大两种资源的投入。一是行政资源：即党和政府部门在工作中的重视程度，以及所掌握的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二是社会资源：即从社会上动员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要在不同的工作层面加强对资源的整合。

第三，建立和完善工作载体。

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在信访中推进接访、下访工作的制度化和建立信访终结机制；整合基层综合治理机制，加强综合治理在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和维稳方面的能力；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基础上形成大调解机制。

第四，健全民意表达与回应机制。

及时把握民意，疏导群众情绪，是取得社会风险治理主动权的关键。民意表达是人民群众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基本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等重大事项的决定、评估、监督的讨论，及时回应群众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与行政的社会满意度，有助于预防、减少社会风险的产生，形成治理社会风险的合力。

第五，引导社会舆论，培育公共理性。

治理社会风险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条件。积极营造追求社会和谐与进步舆论，营造正确处理个体、群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舆论，有利于正气抬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社会风险的治理。要积极引导公众心理预期，防止公众因过高和不切实际的预期而引发社会矛盾，引导公众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化解矛盾。

第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组织以一定的理念和目标聚集资源提供社会服务，起到政府和市场无法或不易起到的作用。社会组织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慈善活动、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就业、参与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等方面提了积极的作用。要善用公益性社会组织，鼓励、扶持它们的发展，健全管理体制，实行分类指导。

参考文献：

[1]刘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管理[D]，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2年，P10。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18。

[3]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l期，P48。

[4]郑杭生主编:走向更加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l。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

邀请函具体内容颁奖春联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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